本报讯纽约的华尔街、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诞生亿万富翁的地方,多少企业想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跨国公司大量聚集于一个城市,不但是这个城市开放度和繁荣度的直观标志,而且可以大大提升这个城市在世界经济棋盘上的地位和分量。在中国,世界500强已有200余家驻扎,让我们的目光追随这些产业雄鹰的身影,看看它们喜欢在中国哪个城市的大树上栖息。
80年代初,广州地处中国开放的最前沿,也是国内唯一的对外通道。跨国公司想进入中国只能先在广州落脚。广州对于跨国公司的“拐杖”效应就此形成,并由此引来了宝洁、耐克、标致汽车等最早的一批跨国公司。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之后,世界500强有50余家在广州投资建厂。进入90年代,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日渐形成。跨国公司开始在全国各地重新挑选最佳的环境和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开放早期对外商股权比例的限制也逐步取消。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张纪康教授说,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新趋势是人力资源本地化,投资资金当地化。由于相关人才的短缺,跨国公司必须为聘用外籍员工支付高额的薪金、昂贵的高级公寓租金和度假津贴。而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他们的工作效率也往往不如跨国公司本国的员工。1987年在广州设立的耐克中国总部就是因为人力资源问题而在90年代中期迁往上海虹桥。曾经在广州短暂停留的汉高、高露洁、雀巢也将中国总部迁往上海和北京。
一位学者在谈到广州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减弱时说,广州缺少外资企业需要的商业气氛,就是俗话说的“扎堆”现象。广州已完成了它对跨国公司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拐杖”使命,要继续吸引跨国公司,就必须重新寻找和确立自己在中国开放格局中的功能定位,重新创造一种不可替代的优势。
如今已有近百家跨国公司在上海投资,美国花旗银行最近也将它的亚太区总部从香港迁往上海。上海的地理、工业基础和金融商业传统优势是得天独厚的。联合利华、庄臣、汉高、吉利、耐克、汽车工业的巨子通用、大众等近百家跨国公司的亚太区总部和中国亚太区总部就栖身在这里。
张纪康教授认为,上海很重要的一点是金融机构相对密集,尤其是作为跨国公司老客户的跨国银行大量在这里落户。张教授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不再是从总部和母公司拿钱,而是直接找本地金融机构贷款,上海良好的金融环境显然有利于跨国公司发展。
当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营销中心形成后就需要管理总部,涉及到资金的调动,需要一些有实力金融机构参与运作。这个因素对总部的选址很重要。这如同在华尔街找到一家世界级的基金公司可能性比任何地方都要高一样,上海的金融氛围已经形成,因而得以集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通讯、电子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行业。
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以其与政府高层沟通的便利、政经信息传播的快捷而成为通讯、IT、家电和新经济行业跨国公司中国总部的首选之地。微软、戴尔、IBM、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西门子、三星的中国总部都在这里安营扎寨。原先设在上海的西门子中国总部近来也为了“扎堆”而迁到了北京。
行内人士说,IT、通讯、网络这些信息产业对信息灵敏度的要求要更高一些。在北京能第一时间知道政府的政策信息,会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如手机的生产许可证,网络供应商可及时把握信息产业部的动向。此外中关村正在形成的中国“硅谷”和各大高校的聚集也有利于人才的挑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的易宪容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扎堆”是竞争选择的结果,在“扎堆”的地方广泛积累了市场、资金、技术和竞争的信息,由于能够及时掌握产品的供求信息,就可以把存货降低到最小程度,还有利公司创新和新商机的形成。